中国多胞胎家庭生存状况调查

Nancy

“知道三个小孩耳朵都有问题，我头都炸了。



”三胞胎的外公杨育汝说。他的第一次头痛，是在女儿怀孕6个月照B超时，他知道自己的未来外孙是三胞胎，“到时财力和精力肯定应付不过来”。他的女儿不但继承了自己家族的多胞胎传统，一生就是三个，而且把父亲的听力缺陷也复制了三遍。
　　这天小区停水，三个孩子的尿布堆满了厕所，散发着复杂的臭味。就像所有多胞胎家庭早期所经历的一样，三个孩子重复着短暂的睡眠和长久的哭闹，还有吃喝拉撒，她们的母亲、奶奶和姑姑则重复着为她们换尿布、喂奶和哄逗。若不是停水的话，她们的尿布会被一批批地洗净、晾挂到窗台上，在邻居看来就像是万国旗招展飘扬———但阳光再好，她们也没有什么机会到外面楼下去晒晒，因为她们的照顾者通常都精疲力尽了。

　　“我们不断地逗她们，刺激她们的耳朵，看有没有好转的可能。”现在还在读大学的贾云霞，时常用力在三胞胎耳边拍手掌，观察她们的反应。不过，赵慧利说，先天性重度神经性耳聋无药可治，只能为患者配助听器，装电子耳蜗。

Nancy

　捐助的两难

　　11月8日，杨育汝专门打电话给杭州的楼时伟，祝他记者节快乐，然后陈述家庭的不幸。在网络上，楼时伟被称作“中国多胞胎之父”。

　　与所有处于婴儿期的多胞胎家庭一样，杨帆的奶根本不足以喂养三个小孩，于是家人们要买盛源奶粉，每个月一箱，每箱12包，每箱800多元钱。奶粉钱，成了小孩子降生后的第一项主要支出。

　　“父母俩的工资加起来才600多元。”杨帆在学校做复印活，一个月工资是340元，比她的丈夫刚好多了20元，而现在，为照顾三个孩子，和所有多胞胎母亲一样，她再也没时间去工作了。这对聋哑夫妇除了残疾人福利以外，本来还应享受低收入特困户的补助，但街道却以各种借口推托；杨育汝翻了很多资料，查不到专门针对多胞胎家庭的国家福利。

　　楼时伟向杨育汝说，自己会向当地的婴儿食品公司通报情况。16年来，楼时伟已经做过50多次这样的事情：“多胞胎出生以后，家庭的困难就会来得很快，食品首当其冲。”

　　同在杭州的贝因美公司是楼时伟联系最多的婴幼儿食品企业，贝因美的董事长谢宏在15年前曾经在媒体上向社会承诺，只要是刚出生的多胞胎（三个或以上），都有资格享受他们的食品赞助。在当时，楼时伟给了谢一个“定心丸”：每98次妊娠有可能出现一对双胞胎；每7921次妊娠有可能出现一对三胞胎；每704969次妊娠有可能出现一对四胞胎……而且，并非所有的多胞胎家庭都会找上门来。

　　不过这笔账还是越滚越大。在上世纪80年代前的50年，全世界发生五胞胎只有35例，发生六胞胎只有13例；从1990年代初到现在的15年，贝因美他们单单有记录在案、援助过的中国多胞胎家庭就超过了500个，其中包括7个5胞胎家庭与2个6胞胎家庭。一位知情人士透露，承诺发出以后，“铺天盖地的求助马上就来了，这几年越来越多。”

　　在贝因美的资料里，它们援助的多胞胎家庭，在全国20余个省、直辖市均有分布，其中浙江、山东、江苏、湖南、江西、湖北、河南、广东等地受捐助的多胞胎家庭达到50％以上。一位企业负责人对记者说：“真不知道是多胞胎出生率高了，还是媒体发达了……我们经常在犹豫，宣传做多了，怎么保证奶粉给到最需要帮助的家庭？”

　　12月初，在楼时伟的联系下，贝因美的工作人员，以及他们搬过来的奶粉和米粉，很快就到达了开封。聋哑女儿的多胞胎家庭面临着双重困境，能让贝因美不假思索地火速施援，他们与贾家签订了直到孩子3岁有效的捐助协议。贝因美曾经发现，有些多胞胎家庭宁愿把他们赞助的奶粉用15块钱一包的价钱卖掉，换酱油，而只让小孩儿喝红糖水度过哺乳期。现在，贝因美要求像杨育汝这样的求助者，除了提交多胞胎的出生证明与照片等资料以外，还必须保证赞助的奶粉和米粉必须喂到孩子的嘴里。

Nancy

“共同”成长的烦恼与幸福
　　三年前，安徽一位母亲，骑着三轮车带着三胞胎孩子到杭州“万里寻父”。



她把车骑到了报社门口，被楼时伟发现。楼把她拉到企业去，联系了2000元米粉的捐助。不过，没过几个月，武汉媒体就接着写文章，揭示了这个母亲为孩子寻父是假，在全国巡回乞讨才是真。

　　同样是三轮车，著名的苏州三胞胎盲童母亲马宝凤，靠蹬三轮车养家把孩子拉扯大，在2005年被全国妇联评为“感动中国的十位母亲”之一。

　　刚过50岁的单冬春，也曾是一位“三轮车夫”。但他不是用来行乞，而是送四个娃娃上路：上幼儿园要蹬车，上医院也要蹬车，一路上招惹着路人的眼光。

　　单的多胞胎家庭也经历过最艰苦的婴幼儿时期。“请过两个保姆。但都吓跑了。”当熬过这段日子以后，孩子们的教育问题便摆在了家长面前：这比喂奶轻松了一点，而且又更幸福了一点。

　　单佳、单虹、单玮、单婷，四个从小就开始活蹦乱跳的女孩子，现在已经19岁。与一般的多胞胎不同，她们是罕见的单卵四胞胎，从小到大的长相都酷似无比；在父亲看来，她们的性格也没有什么大的区别。

　　人们天然对长相相似又漂亮的多胞胎产生喜爱之情。从四姐妹会走路开始，她们一走到街上，就会招来一圈一圈好奇者，重复地询问谁是老大一类的问题，直到她们被迫跑回家为止。单氏四姐妹3岁上幼儿园时，按常规要收两万块赞助费，但园长看着小女孩们长得很像，便减免了一半。现在，她们已经是南京一所军校的艺术团成员，开始参加体制内的青年歌手比赛。

　　单冬春很早以前就懂得去批发市场为四姐妹“进货”，让她们穿同一款衣服，同一种鞋子，吃同样的饭。在记者的调查里，多胞胎孩子之间互相比较和争夺资源是家庭的常态———在多胞胎家庭里，没有真正的大小之人，没有老大让老二的传统，于是父母们总是想尽办法保持“喂给公平”。有家三胞胎孩子，自小就以为鸡有三个腿，原因是母亲总是把一只鸡翅膀的肉修成鸡腿的样子，好让三个孩子们不为此争吵。

Nancy

　单总是要求孩子们生活在一起，连考学校也必须共进退。四姐妹三年前初中毕业，尽管各自强项不同，但最终还是在父亲要求下，一起考进了杭州的艺术学校。“老大和老四开始不乐意去，因为她们的文化课成绩好。我说，两个去两个不去（艺术学校），像什么样子？”单冬春说，“她们还是很相似的，譬如从小喜欢的东西（唱歌跳舞）就差不多。我想，四个一起上台唱，总会有些轰动效应。”

　　单婷自小就担任起一般多子女家庭中老大的角色，也是主要的“告密者”———譬如向父母报告谁的考试成绩差了；到现在，她还在南京给姐姐们规定一个月内出校门的次数。

　　单冬春很满意这样的状态：“几个同龄小孩的好处就是自成一个圈子。艺校的学生很复杂，但四胞胎读书和生活都在一起，互相监督，所以从来不挨老师批评。”现在，在父母的眼光看来，四姐妹的生活各自有分工：老大最懒，像思想家；老二喜欢跟长辈打交道；老三在文工团里人际关系搞得不错；老四最勤奋。

　　单冬春为女儿们想得很远。他的计划盘算到了后年：如果四姐妹在艺术表演的路上不能上一个台阶，就让四姐妹回杭州一齐做幼教老师；他的妻子则要求四姐妹到25岁以后才能谈恋爱。不过他们也知道，越接近成年，四个样貌性格原来几无差异的女儿，始终要发展出相对独立的一面———“新的问题是，如果四姐妹这样互相‘依赖’着生活下去，她们各自以后如何独立地适应社会？”发掘过多胞胎“集体优势”的父亲对着记者自言自语。他又在发愁新问题了。

　　单冬春不知道，按照四姐妹内部的眼光看，她们之间的这种区别跟父母想象的是另一码事：大姐内向，喜欢想问题；二姐敢想敢做；三妹比较敏感，容易冲动；老四胆子最小。11月的周末，老二希望出门，被妈妈责备了一顿，但她还是趁着记者采访时机，戴着粉红色的帽子蹬出了小巷子。周末过后，四姐妹就要回南京了，她们又可以游离在父母的监督之外，上QQ，发短信，认识新朋友，开始尝试独立、完整的生活实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