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日,南京市长马超俊实际上将安全区的行政责任交给了我们,同时还交给我们一支由四百五十人组成的警察部队、三万担(二千吨)大米、一万袋面粉和一些食盐,并答应拨给我们十万英镑现金。这以后不久,我们就收到了其中的八万英镑。而负责保卫首都的唐将军(即唐生智),也很快履行了他对我们许下的诺言。在完成最为困难的任务即撤除安全区内的军队及防空火力时,唐将军与我们通力合作。直到12日那个星期天,即日军开始进城之前的最后一刻,南京还在相当的程度上保持着秩序。除了少数需要食物的士兵以外,这里没有人干过抢劫的勾当。全城的外国人的财产,也都得到了尊重与保护。
10日以前,我们还有自来水;11日以前,我们还有电灯;就是电话服务,也一直维持到日军进城的那一天。由于日军的轰炸与扫射似乎避开了安全区,所以当时我们并没有严重的不安全感。和日军进城以后的地狱般的情形相比较,当时的南京真是有秩序与安全的天堂。当然,我们在运输方面也遇到了某些困难——大米储藏在城外,搬运工不愿意到那个子弹横飞的地方去。我们的一个搬运工被炮弹皮崩瞎了一只眼睛,还有两辆卡车被军队抢走了。不过,这一切与我们以后所遇到的困难相比较,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12月10日,难民象潮水一样涌进安全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陆军大学和其它学校的绝大多数建筑物都已经挤满了难民,我们不得不将收容所扩展到最高法院、法学院和外国人的建筑物等地方。我们打开了被锁上的大门,并派我们的人员看管。紫金山前的两个气球隐约可见,这也许是日军用来指示炮火轰击目标的。日军的炮火不断地轰击南门,炮弹纷纷落在城内。第二天上午,安全区的南端也落了几颗炮弹。圣经师资训练学校和福昌饭店(FooChongHotel)附近,炸死了大约四十个人。住在福昌饭店的我们的稽查员斯珀林先生,一个德国人,也受了轻伤。美国海军巴内依号炮舰溯江而上了。在巴内依号离开南京之前,我曾经接到我国大使馆的帕克斯顿打来的电话。他向我传达了最后两封拍到南京来的海军的电报。当然,他是在城外打电话的。可当时,南京的最后一道城门已经关闭了,我们已经丧失了出城登舰的权利。这些情况是威尔伯(Wilbur)和博因顿 （Boynton)告诉我们的。
“现在,我们一起有二十七个人留在南京——十八个美国人、五个德国人、一个英国人、一个奥地利人、两个俄国人。
江面的巴内依号炮舰上,还有两个使馆工作人员即艾奇逊和帕克斯顿。和他们在一起的,有五、六个其他人。美孚石油公司和亚细亚石油公司的汽艇上,人就更多了。和以上舰船一起驶向长江上游的,还有其它船只。其中一艘装备成水上旅馆的大船上,有包抱德国大使乔治?罗森博士(Dr.Rosen)在内的二十个左右的外国人,还有四百个左右的中国人。所有这些人都希望能早日返回南京。他们之中有多少人已经遇到厄运,我们尚不知道。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必须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他们才可能重返南京。而届时他们将要见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南京啊!“12日那天是星期天,我一整天都在安全区的办公室里忙着工作。我们用前外交部长张群将军的公馆作为我们的总部,室内的设施很舒适,室外还有南京最为考究的防空洞。
“过去的两天中,飞机几乎不断地在我们的头顶上盘旋,炮火也非常猛烈,但现在已经无人理睬它们了。南京的城墙土崩瓦解,特别是城南破坏严重。没有人可以确知中国军队的死伤数目,但这个数目无疑十分巨大。日本方面也承认说,攻占南京他们自己损失了四万人。中国军队早在12日下午就已经开始了总撤退,他们纷纷从南门退入城内。许多士兵通过安全区,但他们秩序井然,并无任何不轨行为。唐生智将军曾经请我们帮忙,向日方洽谈停战事宜。斯珀林先生愿意摇着旗子充任使者,但这一行动已经太迟了。唐将军当天晚上逃离了南京城。这个消息一经传出,全城便陷入混乱之中。
人们惊慌失措地朝下关和江边涌去。几英里长的路面上,堆满了中国军队遗弃的各种装备——步枪、子弹、皮带、军服、汽车、卡车等等。许多卡车和汽车挤成一团,四轮朝天,燃着熊熊大火。更多的汽车堵在城门口,烧成了一片可怕的火海。死人的尸体堆得有几尺高。城门已经关闭了,惊恐得发了疯的士兵纷纷将绳子、绑腿、皮带及衣服撕成的布条结在一起,吊着身子翻越城墙、跳到城外。许多士兵就这样摔死了。而江边的景象也许更加悲惨。有一排帆船泊在岸边,可这根本负担不了疯狂地想渡到长江北岸去的人流。于是,超载的帆船倾覆了、沉没了,淹死了好几千人。还有几千人企图造木筏渡江,也遇到了同样的命运。当然,也有几千人成功地逃到了对岸。可是一、两天之后,他们中的许多人也许又会遇到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
“一支由三个连组成的小部队在当官的指挥下,越过长江上游离南京三英里远处的三汊河,去迎击正朝着这个方向前进的日本军队。可由于人数悬殊,这三个连的中国士兵事实上全被日军消灭了,成功地生还的似乎只有一个人。这个人恰恰是我的一个朋友的兄弟,他第二天上午便出现在我的办公室里,向我讲述了事情的经过。他与同行的另一位军官试图从小河汊游过他们曾经乘木筏渡过的长江,可那位军官淹死了。天亮之前,他设法攀越城墙,悄悄地进入了市区。
“我们曾经在南京享受过欢乐、和平、秩序井然的进步的生活。还曾希翼过更为美好的日子。然而现在,这一切都结束了。日本军队已经来到了南京,他们带来了恐怖、毁灭与死亡。日军第一次入侵安全区的时间,是13日上午十一点钟。
当时,我和两个委员驱车前去接待从南面进入安全区的一支日军小分队。开始之时,他们似乎并无恶意。可是几分钟过后,他们就杀死了因他们的出现而惊慌逃跑的二十个难民。凡奔跑者一律枪杀或刺死,这似乎已经成了这里的定律,就象1932年的上海一样。
“来不及逃离南京的中国士兵,都躲到安全区来请求保护。我们在总部忙着解除他们的武装并保证说,只要他们缴械投降,日本人便不会伤害他们的生命。然而,我们的话成了虚伪的允诺。时隔不久,这些士兵就被日本人带出去,全部枪毙、刀劈、刺杀而死。早知结局如此,他们真不如在战场上拼它个鱼死网破啊!“那天,炮火尚未完全停息,不过落在安全区的炮弹已经不多了。晚上,我们在自己的院子里发现了一些弹片。几块弹片从手术室的窗户里射进来,险些击中了正在做手术的威尔逊医生。有颗炮弹穿过了大学的新宿舍;但没有造成伤亡。
南京最漂亮的建筑物——交通部大楼及其富丽堂皇的礼堂,都在大火中燃烧。但究竟是中弹起火,还是中国士兵败退时放的火,我们就不知道了。
“14日星期二,日军的坦克、炮队、步兵、卡车象潮水一样涌进城内。笼罩一切的恐怖开始了,并且在随后的十天中日甚一日。日本军队是中国的首都——可恨的蒋介石政府的所在地的征服者。他们洋洋得意、为所欲为。日本飞机曾经在南京上空散发传单,宣称日本军队是中国人民唯一的真朋友,日军将保护良民。当然,这不过是一句空话而已。
日军肆无忌惮地奸淫妇女、抢劫财物、屠杀无辜者,就这样显示着他们的“诚意”。日本人从我们的收容所里拉去许多难民。
我们以为这些人是去充当夫役的,可他们一去便杳无音讯,恐怕永远也不能知其所终了。
一个带着随从的日本陆军上校光顾了我的办公室。他花了整整一个小时,企图知道“六千名解除了武装的中国士兵”的下落。一天之中,日本兵还接连四次到我们这里来,企图弄走我们的汽车。而在别的地方,日本兵也的确成功地偷走了我们的三辆汽车。在索恩离家去斯坦利家的五分钟内,日本兵就将他的住宅挂的美国国旗扯下来扔在地上,并且敲碎了一扇窗户,然后逃之夭夭。他们还想偷我们汽车,而且偷走了两辆。从这以后,我们便不得不派两个美国人用其大部分时间来驾驶汽车为难民运送大米和燃煤。我们的人每天对付日本偷车贼的经历本身就可以写成十分生动的故事。在金陵大学医院,日本人还抢走了护士的手表和钢笔。
“那一天,《纽约时报》的德丁乘汽车去上海,我匆匆写了一封信请他带上。但对他此行的成功,我们并无足够的信心。果然,他在句容县就不得不折回南京。《芝加哥日报》的斯蒂尔设法去了一趟江边,他回来说,许多日本驱逐舰开到南京来了。一个日本陆军中尉告诉他说,巴内依号炮舰已经沉没了,但没有说明其细节,也没有提及其它沉没的船只。
巴内依号上的朋友们曾经极力主张我们上舰离去,可我们坚持留下。于是,他们便留给我们两根长绳子,借助于此,我们可以爬上城墙、到达江边。令人哭笑不得的是,现在巴内依号已经遇炸沉没了,我们倒反而安然无恙。
“我们的主席、西门子洋行(SiemensChinaCo.,)驻南京的负责人诺波先生,和我们的秘书斯迈思先生,拜访了日军司令部。他们希望见到日军的指挥官,从而阻止日军的令人难以忍受的胡作非为。但是,日本军队的指挥官要次日才能进入南京,他们的拜访无济于事。
“星期三,我开车回我在安全区外的住宅,想看看一切是否正常。昨天,我的住宅的每一扇门都是锁着的,但是今天,边门已经砸碎了,南门已经打开了。我没有时间仔细查看,便请一位在这条街上巡逻的态度比较友好的陆军少校替我照料,他答应了我的要求。当时,一位日本海军的参谋军官正等着我,他对巴内依号的损失表示了深切的关心,但也说不出事件的详情。他说,南京的美国侨民如果想去上海,日本海军愿意派一艘驱逐舰送行。不仅如此,日本海军还愿意为美国侨民拍发纯属私人事务的无线电报。我写了一份简短的电报稿:‘上海,青年会全国协会威尔伯:南京外侨均平安无事,请转告各有关方面。’同时我还告诉这位日本军官,除了两位新闻记者以外,我们其余的人都希望留在南京。对此,他似乎有点失望。
“我主动驾车送这位日本海军军官回舰,可他却不得不步行整整四英里。因为在半路上,我们就被一位陆军少校拦住了。这位少校说,我们正在歼灭中国军队,老百姓不得再往北去,那里危险。当时,我们的汽车正停在军政部旁边,日本军队正在屠杀几百名可怜的无武装的中国士兵和许多无辜的平民百姓。很明显,日本军官不让我过去,就是因为这个缘故。这样一来,日本海军濑田号军舰的关口先生便不得不步行余下的路程了。而我本人,则在当天下午偷偷地从后面的马路绕过那位狂暴的陆军少校到了下关。可是在下关城门口,我又被日本人拦住了。当时我与路透社的史密斯和斯蒂尔同行,他们准备乘日本驱逐舰离开南京,因此最后我们还是被放行了。我已经描述过这道城门附近所发生的事情。
事实上我们不得不驱车在死尸堆中穿行。这种情形是难以用笔墨来描述的,我将永远不会忘记这次行程。
“在下关码头,我们碰见了《纽约时报》的德丁和派拉蒙电影公司的阿特·门肯。不久以前,我曾和他们一道在西北——陕西、西安——作过一次旅行。此刻,他们也准备到上海去。我答应德丁,替他将汽车开回美国大使馆。日本大使馆的冈村先生刚从上海回来,也在码头上。他将巴内依号炮舰及美孚石油公司船只上的死伤者的姓名告诉了我们,我便主动邀请他与我一同乘车进城。但是在城门口,我们又被拦住了。卫兵坚决不放我进去,说外国人一律不得入城,即使我刚刚出城也概莫能外。甚至冈村先生向卫兵解释说明,也无济于事,因为日本大使馆对军队本来就是无可奈何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能等冈村乘车进城去日军司令部,替我弄一张特别通行证。我在城门口等了足足一个半小时,只觉得四下臭气冲天,一群群野狗正在啃咬着死难者的尸体。不过当时我带着11月号的《读者文摘》,这是我所收到的外面寄来的最后一个邮件。读着这份杂志,我才觉得时间过得快一点。
“晚上我们召开办公会议的时候,传来消息说,日本人正呆在我们总部附近一个收容所,要将一千三百名难民全部带走枪毙。我们知道,这些难民中有许多人曾经是军人,可是当天下午一位日本军官已经答应诺波,不再伤害他们的生命。
然而现在,日本人的企图已经很明显了。在手持上刺刀的步枪的士兵们押送下,难民们无声无息地一列列向刑场行进。他们每一百个人被绳子绑成一堆,头上的帽子都被士兵们粗暴地掼在地上。我们的前车灯的光芒照亮了他们。目睹如此惨状,我们的心情沉重无比。昨天,四个从南方来的广州孩子极其勉强地向我缴出了自己的武器,他们在行列中吗?还有一个来自北方的身材高大强壮的士官,他作出最后决定时的绝望的目光依然在我心头闪现,他也在行列中吗?我竟然说日本人会保全他们的生命,这是多么的愚蠢啊!我们本指望日本军队会履行自己的诺言,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会以自己的来到来恢复秩序。我们做梦也想不到,我们将目睹日军如此野蛮的暴行!这种暴行在现代是绝无仅有的,而且更为恐怖的日子正在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