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多胞胎家庭生存状况调查

Nancy

多胞胎这一特殊群体有扩大趋势。我国内地没有针对多胞胎的保障制度，中国多胞胎家庭———正在艰苦奋斗，同样从一部三轮车开始，负责任的父母把孩子们运向幼儿园，运向学校，运上人生的漫漫旅程；而一些父母，则把长相酷似的孩子们放在三轮车上沿街乞讨，度过他们的童年。

　　2007年10月，河南“五福娃”沿街乞讨的新闻，使中国多胞胎（三个以上）家庭生存困境进入公众视野。

　　而在杭州，楼时伟，一个热衷于剪报的摄影记者，还记得13年前一个四胞胎父亲的回信。



“近几年寄来的信件均已收到。只是四子来世时间不长，均未回信。请谅解。”

　　楼时伟的胸口一下子凉了下来。原来3年来他的每一次去信，都在刺痛父母的伤口。事实上，多胞胎婴儿的夭折率是正常婴儿的16倍。这只是多胞胎和他们的父母要过的第一道难关。

　　楼时伟被一些媒体称为“中国多胞胎之父”，在他的书房里，藏着他与上百个多胞胎家庭多年来往的信笺。信笺里记录着，河南开封的贾姓聋哑人夫妻，在大半年前生下了三胞胎女儿，全部被诊断为重度神经性耳聋。这是许多多胞胎家庭的又一个灾难性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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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首家诞生试管婴儿医院的巴比尼克医生，把多胞胎剧增的现象称为“世界性流行病”，这不仅仅是医学上的阐释。多胞胎从子宫里就开始生存竞争，他们的父母从妊娠期开始，就要承受一般父母数倍的危险、痛苦与挑战。

　　多胞胎是中国正在扩大中的特殊群体。在中国内地，并没有针对多胞胎的国家性保障制度，更多的中国多胞胎家庭———无论是人为还是自然诞生———正在艰苦奋斗，同样是从一部三轮车开始，负责任的父母把孩子们运向幼儿园，运向学校，运上人生的漫漫旅程；而一些父母，则把长相酷似的孩子们放在三轮车上沿街乞讨，度过他们的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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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子宫开始的竞争
　　2003年10月1日，是张洁怀孕第56天。



这天，她要做出一个母亲最难的决定：减胎。怀上四胞胎（后证实为五胞胎）的她在广东中山一家医院的手术室外等医生，“我真想不顾一切地逃走。我不知道是哪两个孩子就要离开我的体内。”

　　张洁是这个地球上正在增多的多胞胎母亲之一。上世纪80年代，山东省立医院一例四胞胎出生成为了全国的轰动新闻，而现在类似的报道已经屡见不鲜。在中国，1994年全国仅有34个四胞胎家庭，而现在，一个省出生的四胞胎都不止这个数；在美国，新世纪出生的三胞胎增长速度是上个世纪的370％，激进的医学专家甚至预测，在今后10年内发达国家的新生儿中三分之一将是三胞胎。

　　张洁是在24岁那年结婚的。结婚第二年8月，张洁期待中的怀孕终于到来。“肚子突然很硬，像是胀气。我跑去街上买试纸，确认自己怀孕了，真是好兴奋。”

　　不过医院对张洁的怀孕并不乐观。医生怀疑她有先兆流产的迹像，于是张洁只能在家卧床休息。才怀孕30多天，她的肚子就已经变得又大又硬，有些人还以为她已经怀孕了几个月。再过10天，张去照B超，医生说出了异常的原因：她怀的是四胞胎。

　　“四胞胎？”张洁的兴奋变成了惊讶，然后是恐惧。医生建议她减胎：“子宫里的胎儿太拥挤，可能在五六个月时导致流产，甚至连大人都保不住。”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生殖中心的乔杰博士解释，多胎属于高危妊娠，并发症也会增多，譬如，多个胎儿在子宫“抢夺”血液，有的胎儿血液会过于黏稠，有的胎儿却会因为缺血而发育不良，甚至胎死腹中；那些死去的胎儿很容易自溶，它所产生的毒素一旦进入孕妇血液，就会出现弥漫性血管凝血，这是一种比败血症还严重的病，死亡率高达70％以上。

　　对于张洁这个准母亲来说，那些风险显然都很陌生，更难接受的是把自己的孩子打掉，以至于她躺在手术台上，还在使劲问着医生同一个问题：“不可以全部保住吗？”

　　医生对她笑了笑，然后用探头在她体内寻找。“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只感觉一针刺过后，从我的身体开始抽离，我的孩子被吸走，离开我的身体。”接下来，她每天都要去吃保胎药，打保胎针，一打就是20多天。手术后10天，她又去照B超，医生告诉她肚子里还有3个孩子。医生还叫她减胎，但她死活都不愿意了。

　　张洁说自己的五胞胎完全是意外。她的三个孩子，在减胎术的人工选择中留下来的全都是女孩。2004年夏天，在孩子出生后仅仅二十多天，张洁的丈夫就离开了他，并在一年多后提出了离婚，理由是：他想要个男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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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险重重的降生

　　41岁的谭超云又怀孕了。谭超云的四胞胎比张洁的五胞胎幸运。他们在妈妈身体里全部活了下来。

　　去年6月20日凌晨，谭超云进的那个手术产房有八重门，每过一道门都要进行一次消毒，然后一层层白布放下来，垫在她的身体上下。

　　在怀孕5个月时，谭超云的腰围已经和自己的身高差不多（约1.5米）了，睡觉也躺不下去，困了只能在长椅子上靠着。她的丈夫蒋孝严（化名）跑遍了深圳的大医院，医生们看了病历都直摇头，不愿意做手术，认为风险太大。武汉同济医科大学生殖医学中心的刘子龙教授解释，临床上单胎妊娠的早产率为5％，而双胎早产率在90％以上，“如果是3胎、4胎，基本上都是要早产的。”

　　怀孕满3个月，谭的肚子已经大得像一般人怀孕6个月。再次照B超，医生向夫妻俩道贺：你们不是双胞胎，你们是四胞胎，深圳从来还没有出现过四胞胎呢。丈夫蒋孝严的反应与医生截然相反，他一下子就傻了眼：“四胞胎？还能做引产吗？”医生说只能剖腹。两夫妻商量了一下：咬咬牙生下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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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7个月，谭的腰围已经有1.65米，肚皮被撑得很薄，皮肤在光线的照射下微微发亮，薄得能看到孩子的小手小脚。



蒋孝严想到了深圳市妇儿医院，并直接跑到院长办公室求救。刚住院后5天，谭超云怀孕还没到8个月，她在病床上开始流血。几个主治医生穿着短裤和拖鞋就冲进了产科手术室。
　　她被半身麻醉，看着她的四个孩子从生死边缘被拉到阳间。剖腹后4分钟，第一个孩子就被取出来了，接下来每一分钟取出一个孩子。她很想看看婴儿，但医护人员不断地把她抬起的头给压下去。

　　谭看到或看不到的是：在即将分娩时，由于胎儿处于活跃的状态，他们相互拥挤着，很容易造成胎盘紧缩和脐带缠绕，严重的时候几近于胎儿自杀，母亲所受的痛苦也是常人难以想象。在这种情况下，医生必须对其实施剖腹产。剖腹产手术时，麻醉师先实施局部麻醉，主刀医生会在孕妇的腹部横向或纵向划开一个口子，将子宫打开，把脐带剪断，将胎儿一个接一个地拿出来，然后缝合伤口。整个手术一般需要好几个小时，而且此间各种危险也可能接踵而至。

　　谭非常幸运。她终于听到了孩子的哭声，她激动极了，赶紧祈祷孩子要健康。过了一会，心焦如焚的蒋孝严看到了4个早产的孩子，他的第一反应是：“怎么那么小。头比女人的拳头还要小。”

　　一般地，孕妇正常妊娠的平均天数为286天，双胎妊娠平均为260天，而多胞胎不足260天。早产的多胞胎婴儿，体重大多不超过2500克，身长不足50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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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艰难的年月

　　11月22日，开封，三胞胎的母亲，杨帆，坐在客厅一侧，抱着最瘦弱的二女儿贾思珂，看着婆婆和小姑照顾其他两个孩子。照顾三个孩子，几乎动用了贾家所有的直系亲属，还有她的父亲。

　　小时候的杨帆，因为发烧打庆大霉素导致聋哑。她一路被父亲扶持长大，然后在开封市聋哑学校与贾志宽相识，组成新家。现在，这对夫妻正处在多胞胎家庭最艰苦的阶段———婴儿期挣扎。杨帆的父亲想到了向企业求助，从而成为了中国数百个接受社会捐助的多胞胎家庭之一。

　　没有人告诉杨帆，她的三个女儿同样有听力障碍。家人打开电视时，她会特意拿遥控器把声量调到最小，以免影响到孩子———尽管她不明白声量太大会带来什么感官刺激。她的小姑贾云霞说，杨帆听不到孩子哭闹，所以婆婆和她经常要在夜晚起床，把杨帆照顾的二女儿抱走。

　　赵慧利是开封市第一人民医院五官科的医生。去年夏天，他去喝贾家为新生三胞胎摆的满月酒，惊讶地发现满座皆熟悉：他不仅为这三个宝宝检查过听力，还为三胞胎的大伯的孩子检查过听力。三个小孩的父亲叫贾志宽，在四兄弟姐妹里排老三，与大哥贾存轩一样是聋哑人。赵慧利给这两兄弟，还有他们生下来的孩子们诊断过听力，认为都是先天性重度神经性耳聋———这是已经被证明可以遗传的疾患。

　　杨帆的堂兄在几年前就生育过双胞胎。统计学上的研究早已表明，多胞胎与遗传密切相关，尤其是那些家族史里有多胞胎先例的母亲，生出多胞胎的可能性更加高。譬如，前文提及的深圳蒋家四胞胎的母亲，家里有8个兄弟姐妹，有两个堂姐曾经怀过双胞胎。

　　“可惜的是，他们没有做任何育前遗传检查，譬如染色体缺陷检查。”赵慧利说。事实上，也没有机构告诉这对聋哑夫妇应该这样做。

　　人体细胞中有46条染色体，染色体里带着DNA和基因，也就是遗传密码，决定着每个人的生理形态，乃至性情气质。男人的精子与女人的卵子很特殊，这两种生殖细胞各自只有23条染色体，只有当它们结合在一起时才会有46条染色体———于是，精子与卵子结合，形成受精卵，在子宫里不断分裂演化，孕育生长成新人类，这孩子就会带上一半父亲、一半母亲的遗传特性。